1949年4月下旬贵盈配资，渡江战役打响，解放军如猛虎出笼，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，压迫国民党军20多万兵力撤退至上海。此时，国民党反动派仍幻想利用上海丰富的物质资源和防御工事来顽抗，并大肆实施城市破坏，企图挑起国际纠纷，激怒帝国主义势力以便获取武装干涉的机会。
然而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，迅速行动，派遣大量纠察队成员保护工厂、学校等重要设施，并确保市民和外国侨民的安全。解放军根据周密部署，兵分两路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退路。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，成功清除上海地区残余的反动派力量。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全城解放。军管会立刻着手接管各项关键机关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财政局的接管问题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民生稳定。上海解放当天，军管会代表顾准、谢祝柯等人亲自前往财政局，原以为面对的是一团混乱，难以收拾，结果令他们惊讶的是，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及其团队将账目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完全做好了交接准备。
这种出乎意料的顺利进展让军管会代表们难以置信。然而，在正式交接过程中，汪维恒提出了要与顾准单独商谈的要求。顾准一时不解，这位国民党少将局长究竟有何企图？难道是想行贿、争取特殊待遇，或是威胁恫吓？不过顾准并未过多担心，既然上海已经解放，汪维恒也翻不起什么大浪，倒是可以一探究竟。
展开剩余76%于是，顾准随汪维恒来到局长办公室，门一关，顾准开口问道：“汪先生，有什么事需要和我谈的吗？”汪维恒平静地说：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1924年入党，受党组织委托潜伏敌人内部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！”这一番话让顾准大为震惊，但很快他意识到其中的疑点——如果汪维恒真是自己人，接管财政局时应该会提前收到上级指示才对。
察觉顾准心中的疑惑，汪维恒进一步解释道：“你可以打电话给潘汉年，我的事情他知情。”他边说边将办公桌上的电话推到顾准面前。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工作的杰出领导，只要打个电话过去，一切都会明了。顾准拿起电话，拨通了潘汉年的办公室，详细汇报了情况，听取指示后，顾准激动地握住汪维恒的手，连声道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一番密谈后，汪维恒正式与解放军代表顾准完成了财政局的交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汪维恒被任命为新中国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。许多上海的国民党高层大感困惑，汪维恒这个曾在国民党军需处供职的人，竟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房管局局长。
然而，他们又怎能知晓，这位在国民党中担任后勤官员十多年的汪维恒，心中始终怀有一颗赤诚的革命之心。
汪维恒，原名汪益增，1896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。他年轻时上过私塾，懂得一些文墨，21岁时，他在家乡的渔山小学担任教师。然而，接触到进步思想后，汪维恒决心不再过平凡的生活，1918年，他毅然辞职离开家乡，前往上海法文翻译学校学习，接受维新思想的熏陶。
1919年，汪维恒认为时局动荡，决定投笔从戎，报考了北京军需军官学校。两年后，他作为军需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被派往浙江慈溪县的浙军担任军需官。此时，他在宁波遇到了人生的导师——张秋人。张秋人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汪维恒与他迅速成为朋友，并长期保持书信联系。在张秋人的引导下，汪维恒逐渐深入理解了革命思想。1924年，在张秋人的介绍下，汪维恒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宁波地区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。
1925年，国共第一次合作，汪维恒决定服从组织安排，跨党加入了国民党。1926年，浙军起义失败，汪维恒回到家乡诸暨县。1927年1月，汪维恒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为台州区党务特派员，负责整顿党务，并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许多共产党员遭到迫害，汪维恒不幸卷入其中。为了躲避迫害，他转任宁波地委团委书记，后来又被调往诸暨县中共县委工作，继续在白色恐怖中潜伏。
1928年，汪维恒进入南京，利用自己在军需官学校的关系，成功进入国民党军需系统，为后来的潜伏工作铺平道路。至此，他更换了名字，化名“汪维恒”，坚持革命信念，在敌营中暗中为党工作。
汪维恒的潜伏生涯充满了艰险和曲折，他不仅要面临敌人的暴露风险，还要小心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斗争。在这段岁月里，他不仅为党组织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，还在反腐斗争中展现了自己的正直与清廉。1946年，汪维恒成为南京联勤总部总司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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